占领者之间的对话，也从愤怒转向核实与猜测。

“调查委员会……真能查清楚？”

“哪些人会被传唤？‘联合总公司’的董事都跑英国去了。”

“补救措施？是说可能会赔钱吗？赔多少？”

“谁知道。也许发点补偿券，或者减税。”

“减税有个屁用，我年金都贱卖了！”

他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战场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了日常的等待当中。

这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就能解决的事，而是一场漫长的拉扯，发生在议会的办公室里和报纸的版面上。

他们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等待，以及不要让事情变糟。

所以人们虽然没有立刻撤离一空，但是紧凑的人群逐渐开始松散。

有人离开去工作或回家休息。

一个裹着旧披肩的妇人站起来，对同伴说：“我得回去了，孩子还在家。”

一个男人看看怀表，咕哝一句“下午还得上工”，拍拍屁股走了。

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偷偷摸摸，而是很自然地穿过人群，偶尔对熟人点点头。

有人留下来作为象征性的存在，像菲利普就没走，一些核心的参与者也没走。

他们觉得需要有人在这里，证明运动没有结束，只是换了形式。

他们坐在银行台阶上，或者靠在交易所的柱子上，像哨兵一样。

有人则只是为了“看到最后会怎样”留在了这里。

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好奇地张望，一些附近的居民端着咖啡站在远处看。

记者也还在，但昂贵的相机已经被收起来了，大半的人也合上了笔记本。

占领者们很清楚，一旦继续以高强度对抗国家，反而会破坏刚刚获得的合法性。

政府的承诺还很脆弱，议会的决议只是纸上的字。

如果他们现在冲击建筑、攻击警察，那么所有“克制”与“和平”的评价都会作废，镇压就有了最正当的理由。

何况艺术家们也已经退场了，刚刚的场面不可能再来一次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就已经够了。

因为他们最看重的并不是调查的结果是否真的足够彻底和透明，而是共和国没有动用暴力，没有羞辱他们，没有否认他们的损失，也没有要求他们“立刻消失”。

在经历了破产、贬值、失业与羞耻之后，这种被正面承认的状态，本身就带有一种安抚力量。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石头上，对旁边的人说：“他们没朝我们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