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比利时，去瑞士，甚至像雨果当年那样去英国也行！总之，离开他们的管辖范围！”

他看到莱昂纳尔似乎想说什么，立刻打断：“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可以抗争，可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没用的！我告诉你，这种官司，他们既然敢起诉，就一定有把握给你定罪！

到时候，判你一年或者几个月监禁——你真的想去土伦吃苦头吗？”

莱昂纳尔知道左拉说的对，这本身就是一种默契。政府需要维护面子，需要平息喧嚣。

所以他们必须起诉，但未必真想把作家关进监狱——那会惹来更大的非议，坐实他们压制言论的恶名。

流亡，就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解决方案。

巴黎司法宫之所以给了他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目的也是为了让他有充分的时间离开法国。

这样法庭就会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进行定罪，也不用担心作家在庭审中大放厥词。

莫泊桑果然也开始这么劝：“你主动离开，在外面待上一段时间，半年，一年，等到风头过去，等到政治气候变了

——法国政局变得快得很——到时候，判决会不了了之，或者象征性地执行一下，你还可以回来。

法庭会缺席审判，判你监禁，但不会有警察真的来抓你。放心，《咖啡馆》我们通过信件也能创作！”

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莱昂纳尔身上。

朋友们七嘴八舌，分析着利弊，陈述着流亡的“好处”和硬抗的风险。

这似乎是当前局面下，最符合“惯例”也最“明智”的选择。

莱昂纳尔一直没有说话。

他站在窗边，不时望向窗外维尔讷夫宁静的田园风光，夕阳给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脑海中回荡着那些名字——司汤达、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雨果——这仿佛是法国作家的成人礼。

无论是败坏风俗、亵渎宗教、侮辱皇室，还是现在的“煽动军人不服从”……

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们，总会有那么一次或者几次，要与法院“亲密接触”，这不是当个缩头乌龟就能躲过去的。

流亡？像雨果那样？他想起自己不久前才对苏菲她们讲起的，关于雨果从英雄到“恶棍”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