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穷则思变，变则通达。

土地的传统产出价值越来越低，种地越来越不划算，而新兴的工商业、海外开拓则展现出惊人的利润与机会。

越来越多嗅觉敏锐的士绅、富商，开始将资本从田亩转向工商业，他们开工厂、办商号、跑海运，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而百姓们呢？有的进入工坊，成了拿工钱的工人；有的前往官府的移民司报名，拖家带口前往南洋乃至更遥远的新土。

在那里，他们将以“天朝子民”的身份，成为掌管数十上百亩种植园、役使数十名归化土人劳工的“汉人老爷”。

只需按时缴纳赋税、定期参加军事训练以自卫，便能获得以往难以想象的土地与财富。

这种变化，何尝不是一种逼迫？只不过更加温和一些！

如同昔年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驱赶着人口脱离旧有生计，逼着整个帝国转向工商与拓殖。

所幸，如今的大明正值鼎盛，国势强横，海陆军威镇服四方，这般转型并未让百姓沦为赤贫无助、任人宰割的流民贱民，反倒让无数家庭得以分享帝国扩张的红利。

整个大明，仿佛正沉浸在一场由开拓、进取、技术革新与海外财富共同酿造的盛大欢宴之中。

而京城中，繁华更胜往昔。

距离西苑凉殿中，朱由校将“安国剑”与“破革铳”赐予内阁阁老及六部尚书，已悄然过去了三个多月。

当日天子与重臣们关于“汉唐之别”、“文武并举”、“开拓进取”乃至“人人如龙”的激辩与定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