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四方之患，不过癣疥之疾；朝廷一心，方为定鼎之本。内政不修，纵无外患亦危；庙堂若固，虽有宵小何惧？

大明之患，从来不在四夷之扰，而在中枢之隙、朝局之涣。

川、贵、滇三省之中，若论局势之复杂、改土归流最难啃之硬骨，莫过于云南。

四川不过一永宁，贵州唯有一水西，而云南则不然。

自洪武年间沐英受封西平侯、开镇云南，子孙世袭黔国公，沐氏镇守滇地已逾二百载。两百年来，沐氏与地方土司盘根错节，彼此相制，彼此相安，遂成惯例。

朝廷远在京师，对滇地山川险阻、部族林立鞭长莫及，凡事多仰仗沐氏居中调和。土司世袭、割据自守，已成常态；政令难下、法度难行，积重难返。

更有粮饷之困。

云南孤悬西南边陲，万山阻隔，道路险远。

内地粮饷转运入滇，路途艰险，损耗惊人——往往运十石，至者不过一二石，人畜倒毙于途者不计其数。

朝廷在云南养兵、用兵，耗费数倍于内地。一旦有变，进兵则粮饷难继，退兵则乱势复燃，动辄拖垮国库。

若非如此，也不至于常年只能维持三万余兵马，其余大多时候，只能靠土司自治，羁縻而已。

而滇地土司，数以百计。

大者拥兵过万，私设牢狱，自征赋税，俨然一方诸侯；小者占山为王，仇杀不休，百姓只知有土司，不知有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