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火，礼崩乐坏，纲纪荡然无存。

君不君、臣不臣、将不将、兵不兵，“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成了常态。

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更迭五朝、八姓十四帝，皇位如走马灯般轮换。

那些骄兵悍将，今日可拥立你为帝，明日便可举刀弑主，毫无忠诚可言。

文人在这乱世之中，更是命如草芥。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昔日高门子弟、饱学之士，今日或被屠戮于市井，或流落为奴为婢，尊严扫地。

《旧五代史》里记着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毛锥子，便是毛笔，便是文人，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文人有什么用？连自保都做不到。

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不是他不要脸，是那个时代，要脸的人都死了。

也正是这场持续百年的浩劫，让后来的儒家思想，开始变得偏激，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

既然武人乱国、不可信任，那就彻底压制武人；

既然兵戈四起、天下糜烂，那就全力推崇文治，杜绝军功。

这种被恐惧催生出来的偏执，逐渐渗透到文人的骨子里，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潜意识。

他们见过武人乱国的恐怖，见过天下糜烂的绝望，所以在重新掌握话语权之后，才会不遗余力地压制武将、防范武将、削弱武将。

他们宁可天下孱弱、疆域萎缩，也绝不愿再看到武人坐大、战火重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