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面临的阻力，是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千百年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僵化思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对“变革”的天然抵触。

可他偏要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一手抓吏治，一手抓财政，硬生生在死水一潭的大明政坛中搅出涟漪。

万历初年国库从亏空到存银四百万两，九边防线从“兵无粮草、马无草料”到“军容整肃、守备森严”，这便是改革最无可辩驳的成果。

换个角度想，倘若没有张居正的十年新政，万历三大征——宁夏哱拜之乱、播州杨应龙之叛、朝鲜抗倭之役——还能打得赢吗？

尤其是壬辰倭乱，若无充实的国库支撑、没有整饬后的边军体系，明军如何能跨海援朝，将丰臣秀吉的野心挡在鸭绿江外？

如果当时没能挡住倭寇的铁蹄，让其染指中原大地，那又该是何等不堪设想的后果？

站在朱由校此刻的位置来看，最值得肯定的，是张居正那种敢于打破陈规、直面积弊的革新精神。

自张居正死后，大明政坛上再未出现具备如此魄力与执行力的人物。

天启朝、崇祯朝，难道真的无人看清大明的危局吗？

非也！

而是张居正身后的遭遇，削籍抄家、子孙流徙的惨状，让天下有志改革的能臣良吏心寒齿冷。

“改革者不得善终”——这一血淋淋的教训，成了悬在后来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便有人看清弊政，也不敢再轻易触动既得利益的雷区，只能在“维持现状”的苟安中，眼睁睁看着王朝一步步滑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