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这一声，是汉家儿郎挣脱蒙元桎梏的呐喊，是破碎山河重归汉家的宣告，从此天下再不是“大元”，而是“大明”；汉人也不再是四等人，不再是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牲口。

它也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煤山歪脖树下那道染血的遗诏。崇祯帝自缢前，在衣襟上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那墨字混着血，成了大明最后一道悲壮的印记。

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

从朱元璋“开局一个碗”的赤贫，到崇祯帝“结局一根绳”的决绝，二百七十六年的波澜壮阔，早成了我们这些明史爱好者心里最沉甸甸的牵挂——既为它的辉煌热血沸腾，也为它的遗憾扼腕叹息。

有人总问我：“为何偏偏写明朝？而不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不是气象万千、万国来朝的大唐，不是文采风流、词赋漫天的北宋？”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或许是第一次在历史课本里看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时，那种胸口发紧的震撼——原来真有王朝，连君王都带着这般硬气；

或许是读到朱元璋从濠州放牛娃、皇觉寺和尚，一步步提着刀杀出重围，把“大明”的旗号插遍中原，觉得这“开局一个碗”的逆袭，比任何话本传奇都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