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带着一种引导性的沉稳，仿佛只是在探讨一个纯粹的商业技术问题：

“或许，我们的思路可以不必完全局限于传统的、需要耗时费力去谈判的风险投资基金。”

“支付宝目前只是进行a轮融资，估值体量相对整个阿里生态来说并不算天文数字，我们未必需要大张旗鼓地引入多家背景各异的机构，把局面搞得太复杂，增加不确定性和沟通成本。”

老马闻言，心中微动，商业本能让他立刻追问其中深意：“不必找那么多风投？陆总的意思是……我们简化处理？具体怎么简化？”

陆阳清晰地阐述他构想的第一步，用以试探老马的反应边界：“我的意思是，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将a轮融资这25%的股权，做一个相对‘内部化’或‘集中化’的安排。”

“比如，由我，以及您和您的核心创始人团队，我们两方联手，将这25%的额度协商比例后包圆、消化掉。”

“这样一来，新股东结构极其简单，意志高度统一，能最大效率地支持支付宝发展，也最有利于您对公司的掌控。”

“我们？”

老马下意识地重复了这个词，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疑惑和瞬间升起的警惕。

这个“我们”的界定太关键了，它模糊了“集团”、“管理层”、“外部战略股东”之间的界限，听起来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