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治安系统任职的学长找到他，递过来一份档案。

“崇明，帮个忙。这是个交通事故，但家属闹得厉害，非说是谋杀。你重新看一下尸检记录，出个报告，结论要明确是‘撞击致死’，没有其他伤害。”

严崇明翻开档案。

死者是个中年男人，个体商户，因为货款纠纷和当地一个建筑公司老板结了仇。

三天

后，男人被发现在郊外公路边，身边是一辆撞变形的摩托车，颅骨破裂。

原始尸检记录显示，除了撞击伤，后脑还有一处不属于交通事故的钝器打击伤，颅骨骨折形态与摩托车把手或地面碰撞特征不符。

学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压低：“那边老板说了，报告出来，你儿子明年进重点小学的事，他安排。”

严崇明的儿子当时五岁，妻子为了学区房整天发愁。

他盯着那份记录看了一夜。

第二天，他重新“检查”了保存的检材和照片，在自己的新报告里写道：“死者颅骨损伤符合交通事故中与不规则路面石块的多次碰撞所致，损伤形态具有典型性。未见明确二次打击证据。”

报告交上去。

纠纷平息。

一个月后，儿子小学的入学通知来了，是那所很多人挤破头也进不去的学校。

妻子抱着他高兴得哭了。

那天晚上，严崇明独自在阳台抽烟。

他想起那个死在公路边的男人，想起档案里家属哭肿眼睛的照片。

但当他回头，看见客厅里儿子熟睡的脸，妻子满足的睡颜，那股微弱的愧疚就被压下去了。

他告诉自己：我只是做出了专业的判断。那些损伤，本来就可以有不同解释。我选择了更合理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