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华兴真的违背承诺，试图在底层代码中动手脚，或者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不公平竞争，首先发现的不会是我们的法务部，而是全球成千上万的开发者！

到那时，华兴在开源社区积累的信誉将瞬间崩塌，这带来的损失，远比在某个具体产品上获得的短期利益要大得多。

开源，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全球开发者共识的、最强大的监督机制。”

陈默从技术角度的解释，结合了开源社区运行的基本逻辑，让在座的理事们陷入了思考。

这种“阳光下的监督”，确实比任何一纸承诺都更具约束力。

信任危机暂告一段落，但基金会的日常运营更是举步维艰。

秘书长拿着一份报表，眉头紧锁地向杨博涛汇报：

“理事长，按照民政部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规定，我们的薪酬体系受到严格限制，平均薪资不能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

这让我们很难吸引到既懂开源社区运营、又懂技术、还懂管理的复合型顶尖人才。

目前几个关键岗位，要么空缺，要么只能从各发起企业借调，但这非长久之计。”

杨博涛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

他甚至亲自去接触过几位在国际开源社区颇有名气的华裔大牛，但对方一听到基金会的薪酬水平，都无奈地表示了拒绝。

他自己也常常自掏腰包垫付一些紧急的出差费用，就是为了省下那点可怜的行政预算。

屋漏偏逢连夜雨。

某家科技媒体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质疑杨博涛作为前华兴资深员工，在基金会项目评审和资源分配上能否保持绝对中立，甚至隐晦地暗示基金会里可能有华兴的“影子员工”。

这篇文章虽然影响力不大，但却像一根刺，扎在杨博涛和整个团队的心上。

“理事长，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难！”一位刚从某互联网大厂借调来的年轻运营骨干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加班加点，连打车费都自己贴，就是为了把这事儿做成。他们倒好，张嘴就来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