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培养一位顶尖学者不容易，很担心教授在企业投入过多精力，会影响到其为学校、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的本职工作。

毕竟，教书育人才是大学的首要使命。”

这些顾虑，站在学校的立场上，合情合理，无可指摘。

会议室里一时陷入了沉默。

华兴的代表试图从产学研结合、国家战略需求等角度进一步沟通，但校方的态度虽然客气，却依然持保留意见。

第一次接触，似乎陷入了僵局。

消息传到余新峰耳中，他内心也十分煎熬。

一方面，华兴提供的平台和项目，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能够将毕生所学投入到解决国家“卡脖子”难题的绝佳机会；

另一方面，他对南帝都大学充满感情，理解校方的顾虑，也不愿因为自己的选择给学校的管理带来麻烦。

那段时间，他时常在实验室待到深夜，对着满白板的演算公式和语言设计草图发呆，内心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碰撞的焦灼感。

事情的转机，源于一份被精心准备的报告和一次直接面向吕建校长的汇报。

在华兴方面，负责协调此事的战略部负责人意识到，常规的沟通路径可能难以打破僵局，必须让学校最高决策者真正理解这个项目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他们协助余新峰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不仅阐述了“仓颉”项目对于华兴乃至国家软件生态安全的战略意义，还深入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甲骨文诉谷歌案）带来的警示，并附上了初步的技术路线图和团队组建计划。

更重要的是，报告里明确提出了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合作方案：

余新峰在南帝都大学的教职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不仅不会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