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没走。他站在厂门口，把报纸摊开，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厂里那些高高的厂房和烟囱，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光。

第二天，来的人更多了。

厂门口聚了二三十个人，都是看了报纸来的。有人拎着菜篮子，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穿着睡衣就跑出来了，好像怕来晚了就赶不上似的。

他们围在传达室门口，七嘴八舌地问。问股票什么时候发，问多少钱一股，问一个人能买多少，问能不能用存折，问要不要户口本。

老李头被问得满头大汗，最后干脆把窗户关上了，隔着玻璃朝外面摆手。

可那些人不走。他们站在那里，互相打听，互相议论。有人说股票就是以前的公债，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买了股票就是厂里的股东，有人说股东就是老板。

说来说去，谁也说不清楚，但谁也不肯走。好像只要站在这里，就能离那张股票近一点。

电话也响个不停。谷主任办公室的电话从早响到晚，都是来问股票的。

谷主任接了几个，实在接不过来，让秘书别再转接了。

厂里的总机被打爆了，接线员嗓子都哑了。

紧接着，信开始来了。

先是几封，然后是几十封，然后是上百封。收发室的小王每天骑着摩托车去邮局取信，后座上的帆布袋子越鼓越大。

信从全国各地寄来，信封上的字迹各种各样，有的工工整整，有的歪歪扭扭，有的用毛笔写的，有的用圆珠笔写的。

但内容都一样，问股票，问能不能认购，问怎么把钱寄过来。

有一封信是一个农民写的，字迹很潦草，但一笔一画都写得很用力。他在信里说，他家里养了三头猪，卖了两头，攒了一百二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