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划了一道重点线。

“他们的孩子——请恕我直言——恰好是月考白榜的常客。”

她放下笔，重新审视这句话。

然后她在“恰好”两个字上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着重号。

恰好。

这个词用得刚好。

不是指控。

不是揭露。

只是一个“恰好”。

让福吉自己去想。

“这不是对教育方式的质疑，部长先生。”

她继续写。

“这是对公平考核的恐惧。”

笔尖流畅地划过纸面。

“几百年来，他们的孩子从未在一场真正公平的考试中与麻瓜出身的学生正面竞争过。现在，在您推动的改革下，这种竞争第一次发生了。”

她停下来，蘸墨水。

“结果不言自明。”

“他们输了。”

“所以他们写信。”

她读了一遍这三行。

太直接了。

她划掉了“他们输了。所以他们写信”这两句。

在旁边重新写道——

“而他们选择质疑的，不是自己孩子的学业表现，而是让这种表现暴露在阳光下的考核制度本身。”

好多了。

更优雅。

更像一个忧心忡忡的教育者，而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政客。

“我恳请部长先生对此保持警惕。”

她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在笔下自然转换成了温柔的、带着担忧的口吻。

“这些家族在威森加摩有着深厚的根基。如果我们在他们的压力下退缩，哪怕只退一步——”

她的笔尖悬停在半空。

然后落下。

“——整个教育改革的成果都将付诸东流。马尔福先生在坩埚旁用偏移咒救下同学的那一刻，将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巧合，而非我们改革成效的铁证。”

她把这段话读了两遍。

满意了。

“此外——”

她翻了一页。

“我注意到韦斯莱先生提交的审查委员会方案目前正在威森加摩审议中。作为高级副部长，我认为有必要将霍格沃茨的教育改革实践与该方案进行深度对接。”